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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相声《教训》、《皆大欢喜》创作散记

时间:2018-07-03 09:41来源: 作者:
【长城曲艺网编辑整理】《曲艺》杂志开展了关于相声创作问题的讨论,要我谈谈创作经验。虽然在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我习作了几篇相声,但经验却谈不出来。一九七九年为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我写了《教训》(载《天津演唱》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和
  【长城曲艺网编辑整理】《曲艺》杂志开展了关于相声创作问题的讨论,要我谈谈创作经验。虽然在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我习作了几篇相声,但经验却谈不出来。一九七九年为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我写了《教训》(载《天津演唱》一九七九年第八期)和《皆大欢喜》(载《天津演唱》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两段相声,主观愿望都是想通过一个侧面反映一下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现将这两段相声创作过程中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求教于专家、前辈和同行。
  关于《教训》
  一九七九年二月,我考虑写一篇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相声,因为当时作为三大城市之一的天津,犯罪现象确实严重。青少年犯罪问题古今中外都有,只是它的根源和诱因不同。目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主要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十年浩劫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各类问题堆积如山。这些年,有相当多的家长放松了教育子女这个严肃的责任。有的家长对于女听之任之,既不想养儿防老,更不想望子成龙。当子女滑下去的时候,再想管也无能为力了。更何况还有对于女娇宠、溺爱甚至纵子违法的。既然是普遍的社会问题,我想如能把家长的力量动员起来,都把自己的孩子管好,这要给国家多大的支持、给学校多大的帮助呀!为此,我走访了河东区教育局,还在天津电台文艺部的协助下,在市公安局召开了座谈会。
  河东区教育局的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个生动的事例:一个学生认识到自己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青春,荒废了学业,根本没有可能再去考大学,就主动地承担起一切家务劳动,让弟弟妹妹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井鼓励他们继续深造。听了这个感人的故事,更加激励我要写好这段相声。虽然我们搞的是以讽刺为主的艺术,但就创作过程来说,也需要正面力量的鼓舞。因为真理和谬误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看不出美好的事物,就比较不出丑恶的东西,搞讽刺也就不能够准确、深刻。
  《教训》在试演过程中,接触到了各种意见,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说作品没有写社会问题,认为青少年犯罪是由于上山下乡和待业造成的。第二种意见认为作品应重点写社会影响,即流氓团伙的影响。第三种意见认为结尾对“和平老三”的处刑重了些,是否可改成少管或劳教。对作品有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作者应当允许批评,听取批评,但也要有自己的主见。我认为第一种意见欠妥。固为人们的思想是复杂的,同样的社会环境,青少年的表现各有不同,同样的家庭条件,也会因人而异。如果说社会问题指林彪、“四人帮”造孽十年,在生产、就业等方面留下的恶果,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但大量青少年犯罪并非由于生活困难而发生,何况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通过各种渠道予以保障。就是对上山下乡和待业青年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党和政府也已经在着手解决。我们决不能帮倒忙。关于第二种意见,我觉得社会上的流氓确实结帮成伙,拉人下水,小三、小四勾搭小五,象霉菌一样繁殖。但他们又都是每个家庭的成员,如果小三、小四的家长负起责任管好孩子,就不会发生勾搭小五的事了。对第三种意见我的看法是:虽然作品着重讽刺家长对教育子女不负责任,但对犯罪者本人是不能同情的。我想通过判刑十年这一严肃的处理,引起某些家长的重视。就“和平老三”本人来说,作品还是安排了他的悔悟和对家长溺爱的谴责。这符合青少年犯罪被捕后的实际情况,也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刑事责任还得罪犯自己承担。我们承认他是林彪、“四人帮”反动政治的牺牲品,但是我们绝不能同情犯罪。否则,就没有是非善恶之分了。
  相声是深受人民欢迎的表演艺术。我们在相声创作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它的演出效果,既包括政治效果也包括艺术效果。不然的话,有可能要好心办坏事,适得其反。在《教训》的创作过程中,我联想到,有人曾将作品比做是作家的“孩子”。如果这样的比喻贴切的话,那我们说“孩子”也有好坏之分,主要看你的“孩子”思想倾向,道德观念、工作态度、品质性格等表现如何。如果自己的“孩子”已经误入歧途并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不良影响,那么做“家长”的就不应该一味溺爱,而应像园艺工人那样去修技、剪叶、除虫、施肥,使之成为有用之材。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有人生无入管”的“孩子”,因为我们要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
  《教训》这个节目,高英培、范振钰两位同志在天津一个劳改单位演出时,不仅犯罪青少年受到了教育,就是去看节目的犯罪青少年的家长,也有的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关于《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是在《教训》后边写的。华国锋同志在去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由于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我们就清除了造成长期政治动乱和分裂的祸根。”回顾多年来走过的道路,深感如此。我决心写一篇相声,反映党全面落实政策的工作。而在落实各项政策中,纠正错划的右派、地富以及改变地富和资本家成分的政策,更体现出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和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大无畏精神。落实政策这件感奋人心的大事,清洗了多少不白之冤,团聚了多少生离的眷属,贏得了多少感激和欢乐的泪水,复苏了多少僵死的心灵。但我们也不能小看到,由于“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党的政策在某些地方还迟迟不能落实,受到各种阻力。有的虽然形式上落实,而人们头脑中的老框框却迟迟不肯离去。更有甚者,一些同志(包括基层领导干部)对党的这一英明政策仍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愿意去理解和执行。这不仅影响了应予落实政策的本人,就连他们的子女、家属也跟着抬不起头来,有的还有形无形地要子女去接替家长接受“专政”。解放已经三十年了,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何时终了?我曾听说有一个受“四人帮”迫害的教员,平反出狱后,老婆已经改嫁了,儿子不肯接受他给的零用钱,对他说:“我要和你划清界限!”还听说有一个干部因一般历史问题加上所谓“右派言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下放农村,因而爱人离婚,女儿入不了团。在即将落实政策的前夕,他托人捎信要和自己心爱的女儿见见面,女儿为此事竟不知所措,背人哭泣。由此可见,极左思潮已经渗入了人们的心灵。这种种事实使我更加认识了党的伟大、英明和远见。我知道,一段相声不可能概括党的政策,而只能从一个生活侧面反映它。我选择了家庭喜宴的一个集中场面,表现了各种政策的落实,取名《皆大欢喜》。有的同志评论它是“半杯喜酒半杯泪”,这是符合实际的。这段相声既要进行辛酸的回忆,又要瞻望光明的未来,既有被解放的欢欣,又有痛苦的总结。作品的基调,还是祝愿人们积极向上。
  《皆大欢喜》演出后,朋友们说为我捏把汗。一些好心的同志告诫我:“已经到边缘上了,用文化人革命的话说是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登台表演。”我想,这可能是我把错划的右派、地主和资本家搁在一起的缘故,可又一想我歌颂的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它完全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达了亿万人民的愿望。为什么这些同志对党明文规定的政策还这样不理解?确实应当说,现在不是思想解放过了头,而是还要继续解放思想。
  也有的同志说我写的相声解放了思想,干预了生活,切中了时弊,冲破了禁区。同志们的这种赞扬,只能看作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实际上,我只是想继承相声的优良传统,真实地反映生活,鼓舞人们同心同德干四化。相声这门艺术就是时代感强,像文学中的杂文。如果没有时代气息,它的生命就要衰弱下去,回顾相声的“古代史”和“现代史”,都能说明这一点。至于说“干预生活”,如果是指积极地反映生活,推动生活前进,那是一切文学艺术的职能;作为以讽刺为主的相声更是义不容辞。生活本身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你承认与否,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应当大声疾呼,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肃清各种流毒.让我们的制度更加优越,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让我们的思想更加纯洁。
  (bazaar摘自《曲艺》1980年第5期,大楼东识别、整理,2006/03/07)

原标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相声《教训》、《皆大欢喜》创作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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